如上文所述，在侵犯公益的场合，ICP对用户言论的法律责任应较侵犯私权的场合更为宽松。

其次，由于ICP在网络表达自由链条上处于关键地位，因此它对于用户言论自由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无论是用户言论的发表，还是对其他用户发表的信息的阅读，都必须通过ICP才能实现。(17)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ICP已经构成对网民言论自由的严重威胁。

显然，这一条款在ICP的法律责任的认定上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具体说来，不应规定ICP对用户言论的全面审查义务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事实上的不可能性。(57)就微博而言，美国主要的ICP就是twitter，而中国除了新浪之外，还有腾讯、搜狐、网易等二十多家服务商。的确，如果排除政府干预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ICP是愿意对用户的言论保持较高的开放性和容忍度的，因为宽松的环境将为它吸引更多的用户，从而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

二者之间之所以存在这一区别，笔者认为更多的还是出于立法技术层面的原因。首先，怎样的情况属于发现？我们可以推测，以下情况可能属于发现：(1)有关主管部门通知。（2）在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实践中非法治思维形成对法治思维的反约束。

在相关的调查和访谈中，被调查对象和被访谈对象普遍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缺乏基本法制保障，创新的合法性并未获得普遍认同：一方面67.8%的访谈对象认为，我国行政体制创新目标缺乏宪法法律保障，目前行政体制改革创新主要依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一些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规划》、《法治政府建设规划》。但是，法治价值的多元化也伴随着价值冲突的必然性。最大限度消解经济思维、政治思维、道德思维、习惯思维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法治思维综合维度的约束功能主要是内外结合与刚柔相济的完整约束功能，具体包括四方面：一是以合法性为强制约束，对于法律明令禁止的事实和行为，保持理性的态度和行为绝不逾越。

四是坚持形式法治优位，在行政体制创新过程中建立和形成行政体制运行良性机制，切实提高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参与度、公开化、信息化程度。（2）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中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价值难以协调。

另一方面改革创新必须确保正确发展道路方向，确保要在法治框架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创新。对于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实践中尚未形成稳定预期的内容和措施，以道德正当性为思维导向，可以通过原则性立法或通过政策灵活规定，尽量不做强制性法律规定，为未来改革创新留下空间，以保证改革创新的稳妥性。在访谈对象中79.4%的访谈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体制创新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主体法治信仰的普遍缺失，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缺乏基本的社会法治环境。以法治思维的内在维度为约束，保持形式法治思维的相对优位。

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还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3）基于创新模式不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包括反应型创新与强制型创新。具体表现在四方面：一是62.6%的访谈对象认为目前我国行政体制创新主要通过政府推动，缺乏与社会有效互动。（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法治困境的实证分析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社会管理体制逐步理顺。

对于行政体制创新实践中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背离改革创新目标和走向的措施和内容，应当坚决抵制和清除。对于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实践中尚无成熟经验和现成规律可遵循的问题，以道德正当性为思维导向，可以通过原则性立法或通过政策灵活规定，尽量不做强制性法律规定，为未来改革创新留下空间，以保证改革创新的稳妥性。

[1]2.从思维的客体而言，坚持法律规范至上，即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坚持宪法法律规范地位和效力优位，其它的道德、宗教、习惯等社会规范不得与法律规范相冲突。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通过价值分析、问卷调查（共1000份，有效952份）、深度访谈（访谈对象321名）、文献资料统计等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论证。

在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过程中法治内在维度把握主要做到两方面： 1.坚持形式法治相对优位，使行政体制创新走出行政合法化的逻辑怪圈。（3）行政体制创新的社会法治环境缺失。在保持法治思维外在维度约束的基础上，促进法治思维与经济、政治、道德和习惯思维的协调运行。针对上述问题，在课题组访谈中，访谈对象主要提出两方面问题：（1）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中行政合法化的逻辑悖论加剧。[6]笔者以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是指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变化发展的需求，或为了充分发挥现有行政管理体制的功能，对行政管理主体结构体系的重构和对行政管理权限划分的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理想目标，建成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而行政体制创新的所有目标的基本前提和保障是法治。

一方面以实质法治为思维目标和导向，以形式法治为思维形式和手段。注释: [1]江必新：《法治思维——社会转型期治国理政的应然向度》，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5期。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政机关身兼立法与执法双重职能，也使得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法制化趋势明显强化。2.坚持合理性思维的法治思维基本目标，在遵循价值合理与内容正当基础上形成对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外在柔性约束。

（3）对于法律保留事权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主体、条件、范围、方式依法进行，不得突破法治思维合法性底线。对于行政体制创新实践中基本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但未获得民众普遍认同和支持的内容和措施，应当积极探索、认真做好试点推广工作，不断通过创新实践提高获得感。

具体做到四点：一是坚持形式法治优位，在行政体制创新过程中严格限制和规范行政主体立法权，切实改变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的私益化和工具化倾向。但是，深化改革推进创新必须以法治为基本保障，必须以法治思维统领改革创新。3.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性质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也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府自身革命和超越。以宪法法律所保障的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为基石，做好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顶层设计。

三是对思维主体的约束功能，一切社会主体都必须守法不得例外。摘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既是执政党新时期对广大干部法治实践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实现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法治视角。

在法治框架下激活和创新行政管理的运行机制，规范行政权力主体准入机制，健全行政权力客体配置机制，完善行政权力运行的控制机制。但是现代社会由于依法行政或行政合法化实现所依赖的两个基本条件难以存续，导致依法行政或行政合法化出现逻辑悖论。

在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中行政合法化的逻辑悖论非但没有消除却进一步加剧。一方面改革创新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直接借鉴，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最终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进行了多次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多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基本模式主要是主动创新与政府推动型创新。在围绕目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问题和困境调查时（多选），调查结果排在前三位的问题分别是：行政体制改革创新的措施缺乏基本法制保障。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是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7] 而从外延而言，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主要分为下列类型：1.基于创新动因不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包括主动创新与被动创新。所谓坚持以法治的外在维度为刚性约束就是要以遵循宪法和法律至上，保持法治思维优位作为刚性约束，排斥一切非法治的思维。

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文化传统的国家，传统社会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和政策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政府官员和国民的思维方式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和前所未有的成就，但在政府推进型法治发展模式下行政管理体制创新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难以真正消解，有时甚至会形成对法治思维的反约束。

其中行政管理体制内涵创新包括行政管理体制目标创新、行政主体结构体系创新、行政权力配置创新，而外延创新包括行政治理体制创新、行政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政府信息控制体制创新、社会矛盾防控与化解体制创新、社会安全维护体制创新等。对于行政体制创新实践中法律暂时无法规制的复杂疑难问题，要主动适应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立足公共性、服务性和公正性的行政体制本质取向，根据行政体制创新对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是否有利等标准制定前瞻性政策措施，特别是对于不同行政主体权力范围设定、权力保留与增加、权力取消与下放、权力与责任协调等方面问题制定符合改革创新目标和走向的措施，引领行政体制改革创新正确发展方向。